由四件事說對日國民外交:(聯合報)

1965-12-25(本報駐日特派員司馬桑敦)

今年八月以來,有四件事在日本的新聞、廣播、電視上頗出風頭。這四件事都直接與自由中國的對日國民外交有間。這裡所說的國民外交,意味著一種廣義的公共關係,包含國際間的文化交流和群眾聯繫的多重意義的。這四件事,由時間的順序來排列,即是:林海峰的「名人戰」棋賽,國父誕辰的紀念徵文,大鵬國劇團訪日公演和「棒球王」王貞治的回國致敬。這四件事,有的是國內與日本同時轟動,有的則只在日本有反應,國內並未十分注意,如國父誕辰紀念徵文和大鵬國劇團的訪日公演便是。不過,這四件事,都和日本群眾有廣泛的接觸(當然我度角度各有不同),也都和中共在日本的群眾工昨有過「較量」。說說這四件事的成敗得失,對於自由中國今後在日本這個「戰場」的作戰上,也許不無參考作用。讀賣新聞和林海峰採訪林海峰爭奪名人頭銜棋賽的新聞,原是自由中國三家報紙記者單純為了「新聞」的一種活動,老實說,開始時並未照顧到國民外交這一點的。但是,中國記者的活動,首先獲得了主辦名人戰棋賽的讀賣新聞當局的友好支持,接著,也接受了日本棋院的熱情歡迎。中國記者的採訪活動,居然成了名人戰棋賽新聞中的新聞,許多地方新聞都把林海峰向阪田榮壽挑戰的消息和中國記者的活動相提並列。當然,這對讀賣新聞的宣傳上,起了一種不算小的好效果。讀賣新聞在東京三大報(另二家為朝日和每日)之中,比較是反共的,讀賣新聞所主辦的棋賽和球賽事業之中,一直是在捧著幾位中國明星人物的。此次青年名人林海峰固是其中之一,另外如中國大國手的吳清源和巨人軍棒球王的王貞治也都是。由於林海峰這場棋賽,加上中國記者的活動,顯然的把讀賣新聞和自由中國的友好情緒提高了。即至魏伯聰大使設宴招待了讀賣社主正力松太郎和主辦棋賽的全體人士之後,讀賣新聞已成為自由中國最親熱的朋友了。正力松太郎感激蔣總統的恩澤和盛讚中國人才能的談話,通過讀賣西百五十餘萬份的發行威力傳遍了全日本。接著,國父誕辰百週年紀念大會的後援人名簿上,日本各大報中唯獨讀賣新聞列名,而大鵬國劇團訪日公演時,也唯有讀賣新聞列名後援,首先在報面上寫捧大鵬文章的,也是讀賣。當然,今後的情形將如何發展是無從預料的,但,至少,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中國記者的採訪活動和讀賣新聞樹立了一種友情,這種友情,看來沒有什麼政治意味,但潛默中卻有政治意味,就是這種友情,在國民外交上纔能夠真正的起影響群眾的作用。事實很顯然,讀賣新聞的廣大讀者層便是他們的群眾基礎。相反的,朝日新聞舉辦的是和中共選手的「日中棋戰」,自由中國在這方面便是無從插手了。根據同樣理由,來年,青年名人林海峰接受別人挑戰的衛冕戰和林海峰可能向每日新聞主辦的「本因坊」頭銜的挑戰,中國記者就都有必要繼續在採訪上表現熱情了。因為,所謂國民外交不限於單和友邦人士來喊政治口號,其實,能支出熱情和他們打成一片,在某一種共同興趣上,能好其「同好」,這也就夠了。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為了紀念國父誕辰一百週年,駐日中國大使館花了十萬美金(合三千六百萬日幣)舉辦「中華民國國父孫文先生誕生百週年紀念會」。這一筆龐大費用的開銷情形,只有筆是對外公開了的,這就是花了一百六十萬日幣懸賞徵文,徵求日本人士寫出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學說以及孫先生與日本的關係等。同時,為了廣為徵求日本各階層人士前來應徵,另外花了一千餘萬日幣透過「電視廣告公司」在各種傳播機關(包含報紙、雜誌、各種海報等)上揭示徵文廣告。事實上,也唯有這筆錢花的較比有意義。從一九五○年前後以來,中華民國字樣在日本大庭廣眾間得以亮相的,只有這一段徵文廣告的期間。同時,所收的效果也很好。應徵前來的人士,有地方的大學教授、副教授、公務員、新聞記者、研究院學生和大學學生(其中有許多女性)。應徵文章中舉其代表的來列,如:「孫文的中國革命理論」「實施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等。老實說,在日本人中能夠把三民主義和中華民國聯繫起來,這已是一步極其重要的思想工作。這種徵文工作是有了代價的。由徵文工作的這種成果,指出今後自由中國國民外交上的一個重要方向,這就是:透過「研究中國」這個學術性的題目,向日本學術界伸出我們聯繫的手。有一件事值得自由中國重視的,日本全國公私立大學二七二處(不包括相當於專科的短期大學在內),其中,據估計有半數以上的大學設有與中國有關的學系,如中國文學、中國哲學、東洋史等學系。直接從事於這方面研究的學人教授,至少為數在五千人到一萬人。實際為數更多。這當然不包括他們所影響下的學生或他們的文章讀者在內。假如讀賣新聞是他們讀者群眾的一個「媒體」,而這一群學人教授也就是他們的學生或讀者的「媒體」。自由中國若能懂得動用為數不多的經費便可以和這種「媒體」樹立上一種聯繫,或者一種友誼,儘管他們影響下的群眾,不同於林海峰和王貞治所影響的,但,他們的影響在思想文化上會比後者更具領導作用,則是絕無疑問的。坦白的說,中共已在這方面下了很久的功夫。自由中國由這次紀念國父徵文對這步工作只算剛有了端緒,但徵文的下文似乎尚無動靜。所徵之文,似乎尚沒有地方發表。今後是否繼續這類徵文?若不紀念國父是否可以在其他中國學術上做做文章?.是否可以推動類似的工作?目前似乎尚沒有人提起。其實,這一千三五百萬日幣的花費為數寥寥,這較比使用同樣數量金錢去津貼一份只印三五百份的對內宣傳刊物,總算值得!孫悟空有政治作用大鵬劇團以中華民國國劇訪問團名義訪日公演,事實上並未受到自由中國駐日官方的積極支持。以及老小大鵬克服困難上下一心努力奮鬥的精神等等,已在本報十一月廿七日「老小大鵬飲譽東京」的通訊中有所報導,這裡已不必贅述了。但是,為了考慮今後的國劇團的再度出國,大鵬劇團客觀與主觀上的一些得失仍應補充一敘。首先應該說,大鵬來日本已嫌晚了。由一九五六年梅蘭芳來日公演,到一九六三年「京劇第四團」再度來日,中共對日本的京劇演出工作已佈置了很多基礎。「京劇第四團」來時,則吸收了一些國外演出的經驗,避免重頭戲,專貼了一些日本人喜歡的猴子戲和武打戲。換言之,共黨懂得利用孫悟空來起政治作用的。其實,包辦大鵬劇團演出的中央社李嘉之所以排出大批西遊記、三國誌、白蛇傳的武功戲,未始不是根據這種經驗專為投日本人觀眾所好而來。但是,這種戲碼有利也有弊。利在日本觀眾中對劇情已有所熟習,容易接受。但弊在他們有了比較能力,懂得批評挑剔。大鵬的基本訓練是非常成功的,許多表演有超越北平的地方,但,武戲的合作訓練顯然有些不夠。集體武打不緊湊,不夠乾淨俐落。特別是服裝和道具,大鵬也許由於匆促成行,有些地方顯得不夠整齊清潔,甚至武生身上的大帶、小帶、平鞋和武靴有的破舊,這在「照明度」極強的日本舞台上顯得特別刺眼。同時,大鵬演員中有的健康條件不適於登台,居然也登台演出,這對於觀眾來說容易發生反感。但是,儘管如此,大鵬的活動卻在國民外交上起了極大作用。新潟、山形、神戶、京都、熱海等地的演出,都是由日本人承包直接和日本觀眾發生聯繫的。大多日本觀眾都為大鵬的精采表演所瘋狂。離開東京在地方的票房情形都有了黑市。在神戶市郊寶塚,大鵬和寶塚少女歌舞學校交換觀摹,雙方自由交換意見,是「京劇第四團」所不敢做的事,極引起日本戲劇界的重視。大鵬在地方上的演出,唯獨在大阪兩天和東京第二次的一場,上座情形冷淡。這原因與大阪僑團和官方的宣傳未做好有關。東京十二月十日一場,原為了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演出的,結果,也因為日方的宣傳佈置未弄好,顯得台上台下都不起勁。從結果上看,在日本群眾間大鵬的演出是成功的。尤其在反對中共方面對京戲傳統的破壞,大鵬能和日本觀眾取得合作的聯繫,這意義是重要的,在群眾方面有成就,而官方不予積極支持是頗難理解的。據說,因為經濟不充足,大鵬在路上的伙食有使武生演員多少有枵腹的感覺,甚至,應發予團員零用津貼也未如數發出,這是承包方面和官方都應該深深反省的。王貞治擁有大批群眾發動王貞治回國致敬的是,東京山王飯店內「王貞治選手後援會」的一夥人。這個後援會的發起,主要的出自一種中國人自愛互愛自助互助的感覺,認為王貞治以一個中國人,成了日本青年男女的偶像,王貞治所到之處立刻便有青年男女前來包圍,中國人之間竟對這樣一位出風頭的中國青年冷淡置之,未免有失中國人應有的互愛互助的丰度。而且,日本著名棒球選手和其他角力選手等都有後援會的組織;於是,乃有同樣的王貞治選手後援會的組織。後援會主辦過許多次聯歡晚會和觀球會等節目,老實說,華僑的反應遠不如日本人來的狂烈有勁兒。但是,王貞治的表現則非常的優秀。他明明清楚華僑的勁兒不如日本球迷們的勁兒大而且熱,他卻自始至終堅持他是中國人愛中國的一股熱情。他和一些別的日本選手曾周遊世界,因為他持的是中華民國護照,有些國家拒絕簽證,他便放棄前進不去這些地方,而毫無怨尤。有人勸他入日本國籍他謝絕了。王貞治不會講國語,卻和受過國語教育的楊傳廣,在這點表現上大不相同。王貞治的可愛處,在他識大體,待人和藹可親,加上他的球技卻是那樣驚人,而且相貌堂堂有美男子風,這些條件自然風靡了千萬日本男女青年。其實,日本輿論界對他的最高評價,仍在他堅持中國人的那一種自尊上面。赴台灣旅行之前,日本首相佐籐榮作便曾計劃和王貞治對談一次,拍成彩色影片,留在一九六六年新春電視上放演。王貞治對此曾一度婉謝,理由是,他是中國人,也許不適於做日本一國首相在新春談話的對象人物。這是王貞治識大體的地方。詎知,就衝著這一個表示,佐籐榮作越發的對王貞治發生好感,並且堅請要和王貞治完成這個對談影片。結果,王貞治由台灣僕僕歸來後便和佐籐首相完成了這個影片。在佐籐首相的眼目中,王貞治不僅是一位著名的棒球選手,他實在是一位具有完全人格的模範青年。佐籐首相計劃在一九六六年展開他的改革青少年教育的新政策,在這種意義上,他或許認為新春第一個公開談話對像選擇了王貞治是有其最高價值的。中共未始未對王貞治下過功夫,但,王貞治以其超然的姿態拒絕了中共的各種圈套。就是這樣的一個王貞治回台灣來了,日本記者也就跟著來了。王貞治在台灣活動的許多鏡頭立刻在日本各家電視上出現了。王貞治這個偶像和中華民國,在日本青年男女的腦際有了一個深刻聯繫印象,這不知超過多少位中國政治家往來日本的印象的。老實說,自由中國較比有地位的要人在羽田機場出現時,充其量在日本國家電視上可以看到紀錄影片,其他民營電視台就未必能看到。但是,王貞治則不然,不但各家民營電視可看到他的活動紀錄,而且尚可看到若干次。在公共關係的角度上看,王貞治是一個具有最高價值的「媒體」,這是一位貨真價實的VIP(重要人物)。但,發動王貞治回國的,則只是「後援會」中幾位熱心的人物而已。這是一件最成功的另一個角度的國民外交工作。(十二月二十日寄自東京)